男子20年倾其数亿家产 保护3万多件民间珍宝

有么拉么

　　他耗费20余年心血，倾其数亿家产，义无反顾地抢救、保护了三万多件民间珍宝，创办了国内规模最大的民营艺术博物院。
　　有人说他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开创了民俗艺术事业的先河， 也有人说，他是一个为“石”疯狂的痴人。
　　在抢救、保护上万件石雕、木雕、砖雕和琳琅满目的各类民俗物件的过程中，他逐渐成为一位成熟的民俗文物和民间文化守护者——
　　嘉宾简介
　　王勇超，1957年7月生，男，汉族，陕西长安人，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院长，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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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宾语录
　　▲这些民俗艺术品是老祖先留下的文化，它们就像我的娃一样
　　▲起初收藏民俗实物，十次有八次被派出所罚款，有时连人员都被扣下
　　▲孩子结婚时，没有别人想象中的汽车，更没有豪华的别墅
　　▲拿这些钱来搞房地产，挣十几个亿甚至上百个亿，肯定没问题
　　作为全国最大的民俗艺术博物院创办者，王勇超在西安书院门开着一家画廊，与明朝冯从吾讲学的关中书院近在咫尺。这是一个飘着书香墨韵的文人荟萃之地。王勇超不是文人，却比文人还“文”，他给自己的画廊取名灏文堂。灏者，大也，博也。其玄妙之处，绝不在这小小的画廊，其志不拘于此。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全国首例民营老板获此殊荣
　　记者：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里的拴马桩被誉为“地上兵马俑”，你怎么看这个评价？
　　王勇超：原故宫博物院院长杨伯达来过关中民俗博物院一次，他看过后表示，对关中民俗博物院的成就怎样评价都不为过，如果给博物院奖励或立碑，他是第一个举手赞成的。目前，对关中民俗博物院的评价除“地上兵马俑”外，各种评价比较多，比如说国之壮举、民俗文化民族之魂、全国独一无二等。博物院里的藏品包括周秦汉唐以来历代的石雕、木雕、砖雕、关中古民居及人民生产，生活，习俗，风情等各类遗物和名人字画共33600余件（套），征集保护了四十院明清古民居，收集整理了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各种地方戏曲、工艺作坊、礼仪、俗规等，构成了民间艺术、关中民居、民俗风情、名人字画四大系列共九个类别的藏品规模，从不同侧面集中地反映了关中地区各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审美，劳动，居住，习俗等民俗、民艺、民风、民情的历史风貌。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基因仓和标本库，是中国北方数千年来多民族生存和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见证。
　　这其中，尤以享有“地上兵马俑”美誉的8600多根拴马桩最为引人注目，极大丰富了我国民间石雕石刻艺术的宝库，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填补了空白，彰显着中国历代民间文化的力与美。
　　为了更好地保护、研究、展示这些藏品，我开始筹备建设民俗博物院，此举得到了国家和省市党委、政府的大力肯定与支持。我也成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民营老板享受这一待遇在全国还是首例。
　　记者：在民俗文化保护方面，您怎样评价自己？
　　王勇超：8600多根拴马桩，它是关中地区独有的，还有古今名人字画、民俗器物等，既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有物质文化遗产。游客来了，既可以参观又可以参与，二者相得益彰，构成一幅和谐绚丽的民俗艺术画卷。许多参观的人说我“太伟大”，其实不是我伟大，是老祖先伟大，中华民族伟大。这些东西是老祖先创造的，不是我个人创造的。我只是做了后人应该做的事情而已。
　　22年前全省第一批给排水工程师
　　投入3亿多元抢救保护民俗遗产
　　记者：很多人都说，您保护民俗文化到了痴迷状态，您对民俗文化持什么态度，期待其怎样发展？
　　王勇超：外界的说法，大家只是看到了一种表象，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痴迷，而是一种感情的倾注。这些年，无论多么艰难，我还是搞了一些收藏。这些东西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是老祖先留下来的。起初仅是一种感情，但随着收来的器物越来越多，不知不觉中形成了规模，对这些东西的感情也开始转变为一种责任。收回来也舍不得卖，总想把它们展示出来。我心里明白，这些东西卖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咧。钱没了可以挣，但这些东西没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它们传递着过去的好多信息，每一个物件都传递着过去的信息，无非就是咱把这些信息没有挖掘，没有认识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这些民俗艺术品也是老祖先留下的文化，它们就像我的娃一样。
　　记者：您以前是给排水工程师，是什么让你走上民俗文化保护之路？
　　王勇超：我记得很清楚，从长安老家出来的时间是1985年4月1日。最初，我在西安一个建筑安装队当会计。半年后，安装队效益不好成了烂摊子，我没领到一分钱工资。如果没人管安装队，它肯定垮了。我四处借了一些钱，接过了安装队，当了队长。1988年参加陕西省科委组织的给排水工程师考试，成了全省第一批给排水工程师。由于我重质量，讲信誉，陆续干的几个工程都得到用户的好评，我也赚了进城后的第一桶金。有了这第一桶金，1989年我就在书院门开了一间字画店，起初店名叫“洗砚园”，是毛琦先生题写的，后来随着自己对文化的深入体会，将店改名为灏文堂。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了一手干工程，一手干文化的生活。
　　闲暇之余，我喜欢四处转转。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渭北地区发现很多做工精美的拴马桩上半截都被锯掉了，被南方人收走了，下半截还留在原地。当时我就感慨，这些流传了几百年甚至数千年的东西怎么能被这样破坏。询问后得知，好的拴马桩一个卖300元，普通的能卖200元，我当时就告诉当地群众，只要你们给我保护完整，我给你500元，600元。老百姓算账了，下半截还能卖上半截的钱，当然把咱当了财神爷了。就这样，至今我已保护了8600多根形态各异完整的拴马桩。
　　起初，我只想收三五十个石雕，可随着收藏数量的增加，越发认识到每一样民俗作品，都有深厚的历史沉淀。这些文化遗产一旦消失，不可再生。当收到50个时，又想收到100个，到了100个，又想收200个，就这样，数量越来越多，门类越来越多，体积也越来越大，先是拴马桩、饮马槽、石门、上马石、木雕门窗、家具，后来整幢整院地收藏老民居。就这样，20多年收了33600多件（套），已经投入进去了3亿多元。
　　记者：20多年坚持抢救、保护这些东西，最根本的动力是什么？有没有后悔过，还会继续下去吗？
　　王勇超：如果当初拿这些钱来搞房地产，多少楼盘肯定都卖了，挣十几个亿甚至上百个亿，肯定没问题。然而，我投资民俗艺术文化这一块，基本上没利润，幸亏政府对这事比较认可。这个东西不能简单地用亏不亏来说，我心里很清楚这一点，之所以一直这样坚持，最关键是一个“情”字。对于这些民俗艺术品是否在收藏中慢慢升值，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如果想挣钱，咱不会做这个。
　　先人留下的东西不能破坏
　　奔波3年民俗博物院获批准
　　记者：作为民营博物院，您在创建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王勇超：我开始收藏拴马桩、石门墩等民俗物品时，身边的人惊呆了，有人说王勇超“犯傻”、“走火入魔”。此前我收藏名人字画，很多人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们认为字画可以卖钱。弄那些拴马桩、门墩，既占地方又不值钱，有啥用，亲朋好友纷纷劝我打消这一想法。如果说这些东西有价值，收购行为就可能触犯文物保护法；如果没有价值，收购了就赚不到钱。所以，有这个钱，不如干其他来钱快的项目更有把握。
　　但我当时主意已定，没人能说服。也许，这和自己儿时的经历有关。记得小时候有一年过春节，祭拜了祖先后，我和几个兄弟争先恐后争抢供桌上的水果，结果将果盘推下了供桌，摔得粉碎。父亲大怒，不由分说，几个大耳光就打在我们兄弟脸上，我被打得晕头转向，眼前直冒金星，父亲的吼声震耳欲聋，“这是先人留下的！”老人告诉我，这些果盘与其他果盘不一样，是早几辈人传下来的，平时用布精心包裹放在橱柜顶上，过年时才取下来用一次。我从此有了一个概念：先人留的东西，不能破坏，要珍惜，要珍藏。
　　只有我自己知道收藏的过程有多难。但我深知，无论干什么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如果遇到困难就退缩，什么事都干不了。
　　记者：您是怎样逾越这些困难和障碍的？
　　王勇超：起初，收来的石雕临时放在长安区郭杜镇一个厂房里，随着数量的增加，无处可放。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一个妥善的保管处，被毁坏了，那就是千古罪人。1999年，我就想在郭杜办个民俗博物馆，计划先征30多亩地，后增加到80多亩，又增加到230多亩，可由于与郭杜镇整体规划冲突，2001年，最终在终南山下的南五台山风景区征了500多亩地。土地虽然有了，但民俗博物馆的手续却迟迟办不下来。直到2001年，听说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郑欣淼到了西安，我立即设法邀请他参观自己的藏品。他看后表示：我替政府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文物部门一定会支持。2002年6月25日，成立“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的申请终于获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