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利比亚战争透析《文化军事战略》建构世界新秩序的大趋势

素墨

从利比亚战争透析《文化军事战略》建构世界新秩序的大趋势
曹子阳
今年的春天利比亚战争和日本海啸核辐射几乎成为世界的焦点，对利比亚发动战争袭击的政治决策是来自4个大洲的29个国家在会议上做出，战争目标是联合国确定。这是美国遮遮掩掩指挥下的世界。美国这次以帝国中心影响建构世界新秩序的试验结果还有待观察，奥巴马总统在3月26日发表讲话说：“这就是国际社会应有的工作方式。应由更多国家来分担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责任与代价，而不只是美国。”但是如果类似的冲突发生在墨西哥，美国肯定会承担起危机的重担，而不会放手让别人去处理。利比亚是欧洲眼中的墨西哥，因为利比亚同样在石油和移民这两个战略问题上具有重大影响力。因此，欧洲应该全面承担起这方面的责任。但欧洲缺乏承担这份责任的所需要的军事资源和政治整合力量。利比亚战争从第一天开始，奥巴马就表达了尽早转交指挥权的愿望。奥巴马希望展开一场迷你战争，一场48小时的外科手术式的小规模行动，然后离开战场，让其他国家继续战斗。奥巴马总统在利比亚战争中调整了以往美国在海湾战争、两伊战争等战争中的战略帝国意图，那是因为美国在选择以新帝国主义构建恢复世界新秩序的战略意图的新选择。今天的奥巴马美国政府对中东、近东的安全问题是如此，对临近面对的未来亚洲太平洋地区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也会如此选择。
战争的结果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为抗争而抗争。不具备这种技巧的人将最终消亡，至少它将最终失去自己的文化认同。这种新的发展趋势导致国际恐怖主义出现了新的形式，特别是诞生了自杀式恐怖分子。与冷战时期一样，当今全球大国之间的矛盾也需通过在整个体系边缘的贫穷地区发起军事冲突来释放。所谓的“第三世界”成为了全球争夺进行得最残酷地方。如果之前只是东方和西方、共产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冷酷竞争，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这种竞争现已变成以实现霸权为目的、更为复杂的力量对抗。除了昨天的主角仍在竞争，又有一些新的角色即将加入，争夺目的是——基本原材料、势力范围、控制市场、战略通道、军事基地等。这其中包括西方国家痴迷的经典殖民主义方式，用暴力方式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强迫边缘社会加入新的世界秩序，这种做法最终将导致多极冲突和引发普遍战争。正在形成的或许是一个比爆发世界大战的上世纪更为恐怖的时代。战争再为资本主义危机寻找出口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形成了一种自发机制，从不顾忌由此带来的风险有多大，由此为了推动“人类进步”，新帝国列强主义者满怀建构世界新秩序的巨大潜能与愿望，不惜完全摧毁其他文化。因此，结合帝国财富中心以外的边缘地区的社会经济变化所带来的世界新秩序建构的机遇和危险，探讨文明、文化认同的价值，对未来的世界战争和帝国中心可能遭遇恐怖威胁的形式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秩序变化与含义依赖于文化的全球化
在一个全球市场、全球旅行和全球信息网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全球规模环境退化的世界里，各国政府必须具有全球触角。在一个它们运用其硬实力经常受到限制的世界上，政府必须能够利用软实力：说服和信息的力量。与此相类似，有效全球监管的一系列重大障碍在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就是没有能力把纸上的规则转化为实际行为变革，在这样的世界里政府不仅要能够谈判缔结条约，而且要提升能力使之得到服从。政府网络被理解为一种全球治理模式，能满足这些需求。就像商业和公民组织已经发现，它们结成的网络成为信息时代有效运作提供速度和灵活性的理想模式。但与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倡导的无一定目的的“全球政策网络”不同，这些是由各国政府官员组成的网络，他们或由选举产生的官员任命，或者直接选举自己。在最佳情况下，它们能行使一个世界政府的许多功能——立法、行政和司法——而无其形式。一个政府网络的世界，作为一种外交政策选择，与传统国际组织并行甚至在其之内运作，对美国应尤其具有吸引力。中国重返世界政治舞台是近二三十年来最重要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事件。这一事件之所以如此不同凡响，是因为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在大国游戏中被淘汰出局——正如中国在19世纪中叶遭遇的那样的帝国能够成功地重返大国之列。如此不同凡响，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重返世界政治舞台发生得悄无声息，而且几乎不为人知。这在一个政治随时受到媒体关注的世界中确实非同寻常。当然，中国重返世界政治舞台的过程所受关注较少，也使中国从中受益匪浅。现代中国的历史不会简单地符合主要从欧洲和西亚地区的历史中提取出来的模式，中国对世界秩序建构的模式是以《文化军事战略》为体现的全球文化。《文化军事战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中国思想的现代运用。“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提出的这一名言，被无产阶级革XX命家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所肯定和发展，充分说明了战争的政治性本质。信息化战争中战争的政治性表现得更加明显，战争目的既不是为了“消灭敌人占领敌国领土”，也不是为了“歼灭敌人军事或消灭敌军事机器”，而是为了获取最大的政治、经济等国家利益，让敌人屈服我们的意志，按我们的意志办事。征服敌决策者或国家意志比“屈人之兵”更加重要。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军队战斗力尚存、军事机器仍然健全，但领导人意志已屈服，北约顺利达成了战争目的。正因为如此，信息化战争条件下，交战双方都把焦点集中在攻击敌方认知系统和决策者意志上，而不再把打击敌军事系统或歼灭敌方军队作为战争的重心。乐后圣先生在《文化军事战略》著作章节中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中国建构世界新秩序的新战略方式选择。乐后圣先生认为：只有深刻理解世界政治，才能不断适应新的形势。但是我们常常屈从于口号或者过于简单的认知图式，比如民主和平、文明冲突、历史的终结、主权的终结、新无政府状态等。面临复杂的情况，渴求简单的答案，这样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会使人误入歧途。之所以说可以理解，是因为我们都在寻找一个能够明确指引方向的指南针；说误入歧途，则是因为在世界政治中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事件能够决定未来世界的指针方向。美国成为新罗马帝国是某些人的美梦，也是另外一些人的噩梦，但它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在一个由地区构成的世界中，新世界正在重新塑造着欧洲的旧世界和亚洲的古老世界。这就是现实。同时，旧世界和古老的世界也在以它们自己的方式重新塑造着这个新世界。美国权力范围广泛，但缺乏深度。它非常壮观，但却仍不充盈。美国帝权如果试图将自己片面的秩序观强加于一个非常复杂、难以驾驭、不守规则的世界，那么它就会只能以失败告终，全球潮流和国际潮流正在塑造着一个多样化的地区世界。
文化潮流的全球复杂结构由先前文化潮流的全球化与新的超越国家的文化潮流共同构成。此外，还包括前者与后者之间联系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意即全球文化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以及文化角色之间的相互交流，它允许分离化与同质化并存。认为只存在两种对立观点即文化多元化与现代文化同质化是不正确的。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世界由全球现实的两种趋势构成。实际上尽管冷战体系在政治与文化上瓦解了，但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为中心的同质文化仍占据主导地位。“世界文化的分裂以及理智对它的诠释，既损害又试图建构着一种互动的现状。”应当指出的是，文化整合与文化嬗变并存于全球体系之中。因此，全球文化的存在不是一种单一、统一的全球文化。从多元文化观点考虑全球文化，我们会论及文化主体的复杂性(多元性)。而且，就文化主体的认同而言，全球文化的复杂性可表现为全球主义、地区主义、国际主义、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跨国主义、地方主义及个人主义。因此，从文化的主观含义与认同而非文化自身的客观性来认识全球文化问题，就不难理解其含义了。重要之点一方面是国家行为体之间(包括跨国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文化全球化的重要性及其结构。最引人关注的是全球文化对全球体系的不同行为体具有何种影响。文化全球化愈深，它对全球行为体的影响就愈大。“文化本身是社会行为的产物，需要制度规范或文化规范赋予它力量”。
由于国际体系的全球化，传统的国际秩序也在转变为一种新的秩序模式，这就是世界秩序。简单些来说，国际秩序的规模、内容、结构、目标、手段及环境因素，正在相当程度上转变为新型的规则化的决策机制框架。结果，需要理解的是，世界秩序正在全球范围内创建、维持和发展一个规则化的决策机制。而且，世界秩序并不一定“意味着那些维持人类整体社会生活的基本或首要目标的人类活动模式或倾向。”在国际体系内，对每一个行为体来说最重要的是认识到：“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的产生，是极其复杂的国际跨国现象。”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可能熟练地治理这些众多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以前的国际秩序已经没有治理能力来约束行为体的行为，也没有能力创建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模式，以求社会价值分配的决策行为。它再也不能有效地解决全球问题。由于国家中心型价值分配框架或行为体自定规则的价值分配框架有了变化，国际秩序在削弱。
文化军事战略透显世界秩序构建大趋势
随着冷战结束后世界新秩序的出现，一个国家开始寻求能够解决世界上不同冲突的各种类型的维持和平行动框架。这些和平行动旨在保护法律或秩序，以防止侵略，拯救民众于疾苦，并促进人权。这个意义上的新秩序不一定错误，但它是一种维持现状导向的秩序，而不是转型导向的秩序。它可以称作所谓的大国中心型秩序。“从现实主义到世界主义的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政治的目标是秩序和规则的创建及制度化。”秩序自身的意义也是如此。这一秩序反映了西方的价值体系。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南亚、中国、俄罗斯、太平洋地区对秩序则持不同的看法。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追求的秩序是非现状取向的，而不是现状取向的秩序，这一点是值得指出的。所以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创造、维持和发展世界秩序，支配这一世界社会体系的、前者与后者之间的非对称关系应该转变，对强国本身来说，有可能将非均衡秩序转变为平衡均称秩序。因为对强国来说，这差不多是可以实现的，但对弱小国家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体现强国利益的国际秩序越是想维持自身的存在，这一秩序衰落得就越快。在政治全球化的过程中，大国不可能获取、维持和扩大自己的利益和价值。相反，将国际秩序转变为次世界秩序，大国倒是可以保持其权力和利益。换个方式说，大国应该在世界社会体系内试图创建、维持和发展全球社会中心型秩序或以所有行为体为中心的秩序。最小有序与最大有序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为了将世界军事型秩序转向非军事型世界秩序，以及将非正义(不平等)的秩序转变为正义秩序，不是选择与否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实现二者的问题。无论如何，有关世界秩序的问题同国际体系的性质、内容、功能、转型、发展及结构密切相关，尤其是同国家主权的削弱有关。因此，为了说明世界秩序的性质、内容、功能、转型和结构，我们必须以全新的视角来研究探索《文化军事战略》透显给我们的关于世界秩序的建构趋势。
世界新技术革XX命的浪潮正以万马奔腾之势，将人类带到信息时代、微电子时代、生物工程时代和太空时代。随着新一代武器，如智能武器、激光武器、失能武器、次声波武器、隐形武器、精确制导武器等的大批出现并装备部队，军事学说和作战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军队的编制体制亦相应地做出重大调整，从而导致世界军事形势和未来战争样式发生了革XX命性的变化。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和国家间博弈方式的变更，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因素对战争的影响和约束作用越来越大，以文化军事为代表的新的作战方式已经产生。文化军事战略所告知人们的是人类在全球化发展的地球有限时代的发展趋势以及遏制暴力伤害性战争的希望。《文化军事战略》是推动人类适应宇宙全息观、科学发展观、东方文明天人合一哲学观为基础的军事战略理论创新，283万字的军事理论巨著《文化军事战略》是北京资深战略思想家乐后圣先生著作，由新华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次出版并于2010年12月第四次印刷出版的献给人类伟大的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建设事业的礼物。《文化军事战略》共8章，上下两卷。全书从文化战略的哲学原理、全球化社会变革中的文化军事战略与世界新格局、文化军事战略协调人类共同利益、文化国防战略与伤害性战争的终结等8个方面对研究世界文化战争、世界新军事革XX命，以及世界防务的新发展、新趋势、新格局都具有全新的视角。《文化军事战略》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人类军事文明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提出了文化军事战略学的研究意义与方法、研究对象与内容以及建立文化军事战略学的科学基础及哲学原理。有评论家称赞《文化军事战略》可能是继《孙子兵法》之后，中国人在军事理论领域对人类的又一次较大贡献，更是21世纪世界和平建构的灵魂保障和人类的和平文明思潮。
文化军事战略深刻透析了人类传统的国家要素在地球村运动中被文化符号、商标符号、货币符号所影响并产生新的革XX命战争形式；从而彻底的挑战了人类文明中传统意义上的神秘、神圣、权威，使人类走向透明、平等、娱乐的文明新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传统的武力、权力、势力已经逐步让位给操纵力量、整合格局和执行符号的精英领袖的客观规律；在这样的客观规律中文化军事战略宣告了人类文明从大陆帝国时代走向了太空部落时代，全球化正在深刻地改变这个世界的格局，从而也在深刻地改变我们思考问题的基础和方式，由此我们必须勾勒出一种战争与反战争的智慧规则，而这种智慧规则就是文化军事战略需要服务人类期盼的和平与和谐的世界的使命。《文化军事战略》对研究世界文化战争、世界新军事革XX命，以及世界防务的新发展、新趋势、新格局都具有全新的视角。《文化军事战略》全面诠释了文化军事战略的本质与使命，通过文化军事战略可以窥视在全球化浪潮正席卷社会生活各领域的21世纪有种种迹象表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之间的碰撞、摩擦乃至对立、冲突将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因素，人类的战争正在超出传统的军人、军队、军事的范畴，越来越成为政治家、哲学家、宗教领袖、文化领袖、科学家、企业家甚至银行家们未来殚精竭虑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