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血拆”档案，那些死于拆迁的人们!!!

爱东平

[导读]中国这块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天都上演着拆迁和反拆迁的故事。政治挂帅年头，建筑学泰斗的眼泪不能为高涨的革命热情降温；GDP为纲时代，众多平民拼死抗争亦无法阻挡商业利益驱动下强大机器
黑龙江东宁：死于平房消灭战的人们 自焚者靳丽霞

云南曲靖：准新郎倒于一堵墙下

2009年12月5日，在中国云南省曲靖市，29岁的数学教师岳喜有，为了保护未婚妻的家人，在拆迁现场被围殴受伤后去世，成为2009年中国拆迁案中的又一具人体标本。

河北承德：拆迁车碾过村民身体之后

江苏常州：老妇遗书：我为拆迁死

全国各地：当拆迁成为血与火的战争


专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委贺铿：暴力拆迁釜底抽薪：土地出让金上缴中央

专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暴力拆迁，可越级申请问责

记者手记：


不打破旧世界就不能建设新世界？

拆呐

成都自焚唐福珍：爱美的她为何点燃了自己


黑龙江省东宁县计划3年内消灭县城内所有平房


周连柱向记者展示弟弟周连金右眼被砸过后的照片，血腥之状惨不忍睹。

城区人口仅七八万的小县城东宁，一场史无前例的拆迁“大跃进”正在这里上演。在连续多年大规模拆迁的基础上，去年又提出“3年内消灭平房”，拆迁面积60万平方米，动迁人口过3万。城区人口仅七八万的小县城东宁，一场史无前例的拆迁“大跃进”正在这里上演。在连续多年大规模拆迁的基础上，去年又提出“3年内消灭平房”，拆迁面积60万平方米，动迁人口过3万。该县县长告诫钉子户“不要与东宁人民为敌，不要以卵击石”的言论迅速引发热议。

与政府的强硬态度相对应，这个位于黑龙江省最南部的县(号称黑龙江首个人均收入超万元的县，口岸城市)，在过去几年以平房改造为主导的县城拆迁中，冲撞频仍，悲剧繁复。各种暴力强拆要素之集聚，堪称中国特色的拆迁样板“大全”。

这些故事多发生在一年以前，如今这里的拆迁仍在继续，而且还将长久持续。呈现过往，只冀望类似悲剧不再重演。

老崔头之死

70岁的崔桂荣死在新年到来之前——— 腊月十六，这位挨打的被拆迁户留给亲人最后的话，“这口气我没咽下去，等活着过完年，我还得告。”但他终于没看到又一年的春天。

老木匠的直接死因是肝癌。春天挨打，秋天患病，冬天死去，告了近一年的状。儿媳司凤霞说，老头子以前身体好着呢，病是气出来的。

被赶出住所的老人最终客死他乡——— 弥留之际被新疆打工的儿子接到了乌鲁木齐，死讯第三年才传回家乡——— 这使得老崔头的死，在近年掀起拆迁“大跃进”的黑龙江省东宁县，并未及时成为县城管理者们的反思教材。

老崔头挨打，邻居老吕就在现场。2009年12月19日，提及4年前的暴力强迁，这位耿直的山东老人仍激愤难平：“太残暴，太没有人道了！”

老吕眼中的老崔头，是个憨朴的老木匠。家住县城原敬老院背后，是个三小间的平房，建筑面积71平米。大约1996年前后，老崔头自己掏钱翻修新房，又在房前搭盖了200多平米的暖棚，养着几百只兔子。儿媳司凤霞说，当年房建成后，房产局曾要求办房照，但那时没钱就没办；后来有钱了再找房产局，就不给办了。

2005年，全国房地产热刮到东宁。原敬老院一片也开始动迁，老崔头的房因为无照，只评估2.5万，死活不搬的他成了“钉子户”。

老吕记得是个春天的上午，来了20多个不明身份的人，猛敲老崔头的门。两个小伙子，拿棍子、石头把窗户砸破，跳进去打开门，二话不说往外哄抬家具。

“他就一个老头在家，儿子媳妇都在外地，几个人架着他的胳膊，硬塞进一辆北京吉普车，老头躺在车底板，前面一个穿皮鞋的踩着他的脑袋，老头大喊‘救命’，那些人轮翻上去对他拳打脚踢，打完就拖走了。”老吕回忆当时惨形，“老头被拖走时连鞋都没穿。”

当天晚上，鼻青脸肿的老崔头回来了，“当时那脸，肿得像个血葫芦”，老吕的爱人回忆。

再回到“家”的老崔头，看到的是一片推倒的瓦砾。“他说，放在家里的2万多块钱存款也没了。”老吕说。

老崔头找人拍下自己被打肿的脸，揣着照片开始了近一年的上访。奔波上访大半年后，身体垮下来了。“他到省里信访，省里推到牡丹江市，到牡丹江市又推到东宁县，县政府不管让找派出所。他窝着火，到秋天就起不来炕了，自家熬中药吃。”老吕忆道。

这年冬天，实在看不下去的老吕找到副县长邹云岐，说老崔头马上就不行了，拆迁的补偿还不给他，等他死了钱给谁啊？

几天后，4万元的拆迁补偿费送来时，老崔头已经吃不进药了。老吕又赶紧给他在新疆的大儿子崔显金挂电话。儿子回家把父亲领到新疆，没到一个月老崔头就死在了乌鲁木齐。

被砸瞎的右眼

崔桂荣死讯传回家乡的第二年，黑龙江省东宁县，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拆迁“大跃进”。2008年起，当地政府决定在3年内拆迁60万平方米的棚户区和平房区，拆迁人口超过3万，而东宁城区人口仅有七八万。

东宁县绥阳镇“钉子户”周连金的右眼，正是在这一年中被连家“拔”掉。

2009年12月18日，在绥阳镇建荣街9委周连金的家，其兄周连柱向记者展示了弟弟右眼被砸瞎时的照片，血腥之状，令人不忍触目。

周家被圈拆的4间房，附带一个大院，位于绥阳镇六合住宅小区。其中有房照建筑面积112平米，没房照的64平米。拆迁方是绥芬河市新安房地产开发公司。周连柱找到开发商，问，按评估价，再买我们家现在这么大的房子，办不办得到？对方说，那是办不到。周就说，那你凭什么让我搬？

2008年5月23日，晚上10点多，两辆中型客车载着十七八个身穿迷彩服、手上操持“家伙”的人，停在周家门前。当时两兄弟在家。周连柱描述当时阵仗：一个人指挥着那帮“迷彩服”，分别站在房屋的6扇窗户前，喊着号子“预备齐”，咔咔就把玻璃全都砸碎了。

当过炮兵的周连柱拎一把铁锹就跑出门，欲跟这些人“血拼”。就在这时，一个大砖头从一扇窗户飞进，砸中站在窗边、正朝外张望的周连金，当时就听弟弟“啊”一声倒在地上。

周连柱忙回屋，见弟弟双手捂着眼睛，在地上痛苦挣扎，满脸满手都是鲜血。眼镜抛落在地，右眼肿起像鸡蛋那么大，整个眼窝全是镜片的玻璃碴。一块青砖砸中了弟弟的右眼。

闻讯赶来的姐姐连夜将弟弟送到牡丹江市医院。第二天早上周连柱接到姐姐电话，说弟弟不行了，右眼珠得挖掉，否则左眼也保不住。周连柱拿着铁锹怒冲冲直奔新安房地产公司，把办公室窗户全砸了。

周连金做了右眼摘除手术。出院后植了一颗假眼，每天睡觉或出门前，都会把假眼摘下或者摁进去。左眼视力也受到影响，从零点八降到零点六。

事后开发商赔了周连金22万，另加一套59.12平米的期楼，价值10万左右。2009年2月，东宁县法院以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分别对7名责任人判处1年至3年6个月有期徒刑。

周连柱说，弟弟今年7月去了北京，在那里学盲人按摩，那将是他的下半生。此前，毕业于佳木斯医学院的弟弟是个本科生，有属于自己的工作，尚未结婚。

年初一的蹊跷大火

2008年，东宁县喊出“3年内消灭平房”的口号时，63岁的李项海曾大感迷惑，“好端端的平房，为什么要消灭呢？”

当时李项海所在的东宁镇12委120多户的平房，已被推倒大片，李项海是为数不多的几颗“钉子”之一。在他看来，动迁的平房，除10来户确实年久破旧外，绝大多数都是好房子，有的甚至是房龄才三四年的新房。

从县里文件和领导讲话可看出，东宁县“消灭平房”的缘起，为黑龙江省政府2008年5月12日下发的《关于城市棚户区改造的实施意见》，欲用5年对全省城市棚户区改造。到了东宁，“棚户区”变为“平房”，“5年”提速为“3年”。

对此，2009年12月18日，南都记者到东宁县建设局采访时，局长张连彬解释说，按照省规定，平房集中连片超过2万平米，就是棚户区。

而事实上，黑龙江省政府“5·12”《意见》，除了2万平方米的面积外，还须满足“贫困人口居多、建设使用年限久、结构简易、人均居住水平低、居住条件恶劣、基础设施不齐全、道路狭窄、治安和消防隐患大以及环境卫生脏乱差的区域”，才是棚户区。

李项海说，东宁入冬非常冷，城乡接合部大部分居民都为农民，住平房更合适，所以平房就盖得特别多。但大部分平房除了市政设施不齐全，并非“脏、乱、差”区域。

更有被拆迁户反映，东宁还是个农业县，平房改成楼后，尤其是城乡接合部，居民的车、马、农具往哪放？

但这并没有影响东宁平房拆迁的推进。在坚守了一年多，车库被莫名的大火烧掉后，李项海也最终缴械投降。

对2008年春节的回忆，让李项海至今心有余悸。大年初一他还在床上睡觉，凌晨4：30到5点左右，就听外面有人敲窗户大喊，“赶快起来，起火了！”李跳起一看，自己的一间车库，火苗已蹿起老高，忙拨打110。

大火被接警而来的两辆消防车扑灭，但里面的物品已燃为灰烬。车库是东西走向，火从西头起来，西墙有一个朝外的窗户。车库内没有火源，也没有电源，火从哪里来呢？

那时，依然留守的“钉子户”只剩下20多家了。早在年前，西边隔壁的毛伟海家，睡到半夜就被人扔石头把玻璃全砸烂了，边砸还边喊：“我叫你不走！”等毛伟海跑出去，人已不见踪影。年前更早些时候，李项海南边的“钉子户”徐磊，甚至被人往屋里放了草，倒上汽油点燃，幸亏发现及时给扑灭。

过了春节，到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半夜2点多，李项海又被外面的喊声吵醒，爬起一看，这回是住在李后面一家姓王的，车库起了大火，火苗2米多高。车库里一辆货车在这次大火中被烧毁。

“当时车库里还有个氧气瓶，幸亏没爆！”事后李项海后怕地说。

这些案子至今未破。但李项海说，也就是从那时起，东宁县的拆迁主体，开始由开发商改为政府部门。

爱东平

“大学生被打露宿街头”


     宋子天保存的自己被强迁殴打后的照片



         拆迁平房后盖起的商品楼在东宁大量闲置

2008年6月28日，就在李项海被迫在回迁协议上签字前一周，东宁县发生一起“贫困大学生被打露宿街头”的强迁事件，闹得满城沸沸扬扬。
下岗职工宋喜礼是东宁典型的贫困户，带着儿子宋子天住在西山社区一间20余平米的自建小房。2007年春，东宁金夏房地产公司改造平房区，宋喜礼所住小房在开发范围之内。
2008年6月28日下午1点半，刚参加完高考的儿子宋子天独自在家，突然闯进一伙人，让宋搬走，双方发生肢体冲突，4个人强行把宋子天拖上一辆白色面包车，驶至离家400多米处，对宋一顿暴打，致其昏迷。随后又拉回家门口推出车外。等宋子天醒来时，房已倒塌，家具被扔上大街，许多物品压在废墟中，一片狼藉。
从外面赶回的宋喜礼随即向东宁奋斗派出所报案。又给县委书记孙永先家打电话，“孙的回答是‘听不清’。”
到了晚上，被打的宋子天头疼、发烧、浑身疼痛，再次昏迷过去。120将他送到医院检查，由于没钱治疗又回到废墟。当晚，宋喜礼父子俩就在街边露宿了一宿。
次日早晨，父子俩身边围观的群众已是人人山人海，群情激愤。宋氏父子开始在街边围墙张贴横幅和大字报，围观的人越聚越多，超过万人。当晚，在警察的“保护下”，宋氏父子又在街边过一夜。
6月30日，宋的家属去县委找到书记孙永先反映情况，孙答应解决一个廉租房，并且捐助孩子完成大学学业。此时经过查分，已经知道宋子天的高考成绩为381分，被大学录取。
事态平息后，东宁县委办专门下发了一份《关于对拆迁中“大学生被打露宿街头”事件的情况调查》，称“宋喜礼及其儿子本属老实奉公守法的公民，主要是同属钉子户的一些‘好心人’在背后兴风作浪。”
2009年12月20日，记者联系到正在北京上访的宋喜礼，宋说，失去家园的他如今四处流浪，准备在北京继续上访。儿子宋子天则通过网络向记者发来携在身边的证据——— 当时嘴唇被打得鲜血直流及露宿街头的照片。
对涉及县委书记孙永先的一些说法，记者来到东宁县委欲求证孙永先本人，但几次均被保安拦在楼下，县委办秘书郭勇告诉记者，孙书记生病了，不便接受采访。连天来记者数次拨打孙永先的手机，也一直处关机状态。
自焚者靳丽霞
2008年，同为6月，与月尾“大学生被打露宿街头”事件相呼应的月头，6月5日，东宁县还发生过一起极端的自焚事件。消息被封锁一年后，至今才现端倪。
自焚者靳丽霞在北京做完植皮手术后，如今正在大连做进一步治疗。经诊断靳严重吸入性烧伤，烧伤面积达50%，两只耳朵的外耳廓没有了，手术中气管被切开，曾一度长期昏迷，最终从死亡边缘爬了回来。
被拆迁的，是靳丽霞父亲靳清湖的房产。冲突起因是靳家不满拆迁，靳家认为他家190平米的平房比楼房都好，要院有院，装修几乎是当地最好的，光一个门就花了两三千。但拆迁评估政策，是按棚户区改造的补偿标准。
靳家有两个老人，想换间60平米的一楼楼房，剩下面积按“拆一还一”回迁，但“没谈拢”。
这是一次法院执行的强迁。目击者称，6月5日上午8点左右，法院、公安、消防、拆迁办、城管等部门全副武装来到现场，将周围二三十米内的范围封锁。拆迁者拿着电棍、手铐。当时法院一位副院长也在场。
法院法官拿着资料向靳清湖喊：就是来强迁你了。之后靳清湖被按倒在地，靳的亲属也被戴上手铐，由武警押到车上，靳清湖小女儿被法警队队长用电棍击打后，心脏病复发。
预料不到的事情这时发生，靳清湖大女儿靳丽霞闯入现场，向自己身上倒上汽油，然后点燃自焚。靳家四女儿当场给法院副院长曲志跪下，求他救人，“但他无动于衷，非常冷淡，还说要连四女儿一起抓”。最后是拆迁队的民工拿着被子上去将火扑灭，随后靳丽霞被一辆皮卡车送往医院。
事后，县委书记孙永先曾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此事，说法为：县法院对被拆迁户靳清湖家进行强迁的过程中，在异地居住、与这次强迁不相干的靳清湖大女儿，躲过了审查，闯入现场，往自己身上倒上汽油点燃。
孙永先说，尽管自残者与被拆迁房屋无经济法律关系，她的行为属一时冲动糊涂，应由自己承担其行为后果。但我们没有参照外地同类性质案件弃之不管，本着扶贫济困和人道主义的原则，对伤者组织了最好的治疗。
据了解，靳丽霞在做完植皮手术后，目前虽然已经能够讲话，但声音变了，脸上全是残留的疤痕。知情者介绍，靳丽霞曾守寡十年，自从丈夫死后自己带着孩子，性格特别坚强。
“美丽对女人多重要。”这位知情者说，但留给靳丽霞的，将是终身难以弥愈的伤疤。
2008年被拆迁的靳家，只是东宁县“3年拆除60万平米平房”中的一户。2009年平房消灭战进入攻坚年，12月21日记者离开东宁时看到，成片街边民房已涂上“拆字”，肃穆在边陲小县的冬天，等待着它们接下去或能预见或未可知的故事与命运。

爱东平

专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委贺铿：暴力拆迁釜底抽薪：土地出让金上缴中央

摘要：国有土地的出让，应该是中央财政的收入，地方政府没有权力将它纳为己有。




贺铿著名统计教育家与经济计量学家。曾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现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有土地的出让，应该是中央财政的收入，地方政府没有权力将它纳为己有。

土地出让存在大漏洞

南都：最近拆迁话题愈炒愈烈，法学家发表的意见已经足够多。这次想请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个问题。你对拆迁的关注点在哪里？

贺铿：现在各地都在利用土地，使其成为自己财政收入。在各个地方之间，存在不公平现象，有一些城市在土地上受了很多益，据说有的城市受益八百亿到上千个亿，但有的城市不但受不了益，而且为了引进项目，还要在财政上支出很多，因为你一个项目过来，我就在土地上给你一笔优惠，没有让投资者在买地上花多少钱，是赔钱的。

为什么有的城市可以利用土地换那么多钱而不交给中央，这公平吗？从法律上来讲，城市的土地是国有的，国有土地的出让，那就应该是中央财政的收入，而不是地方财政的收入，地方政府没有权力将它纳为己有。我一直是这么看的。

南都：地方政府的逐利冲动，是当下拆迁大跃进的一个根源。如何看待这种冲动？

贺铿：有一部分地方政府为了所谓“经营城市”，为了把土地价格炒得高高的，为了它的财政收入，做得很积极，把一部分城市的房地产炒得很不正常，这个谁都看得很清楚。这样搞下去，房地产是要出问题的，因为二三十年来世界各国的金融危机都是由房地产引起的，我对这些地方政府把房地产推到一个很不恰当的位置上来，是很担忧的。

南都：从经济学成本收益的角度来分析，我们看到这几年拆迁的恶性事件非常多，但是真正受到处分的很少，也就是地方政府违法的成本很低。至于收益，我们且不谈幕后的官商勾结，就从明面上来讲：土地出让金、形象工程……大拆大建的收益实在很大。这样的成本收益，刺激了各地官员的拆迁行动。

贺铿：非常不正常。该处分的要处分，该查处的要查处。地方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其他的地方找不到钱了，既然土地出让上有这么一个漏洞，我可以用土地去换钱，我干吗不去换？但问题是，土地既然是国有，就不能任地方上这么去做。

就是中央一句话

南都：这听上去是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如果把土地出让金全部上缴中央，地方就没有动力再这么大拆大建了。

贺铿：那就好了。那样，地方政府就为中央政府把地方的土地公平地交易出去就行了，不要为了自身的利益去把它拿去炒。土地该值多少钱值多少钱。我一向就主张限制地方政府炒地，限制的办法就是把土地出让金让国家收了。

南都：你所在的全国人大财经委，是不是可以在这方面的改变上发挥作用？土地出让金上缴中央存在什么阻力么？

贺铿：很多人对此有共识。政府的职责就是服务或者就是管理，没有必要在土地上做那么多文章，经营城市的问题是商人的问题，政府干吗搞经营？所以说，拆迁的问题，土地转让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反正我都不是站在地方政府一边。我希望我们各地政府回到自己政府的位置上去，不是政府干的事情你就别干了。我觉得把土地出让金缴给中央，地方政府的那种投机性的投资冲动就没有了。

土地出让金归国家财政收入，这有法理依据，不用立法。土地是国有的，不是地方的，既然是国有的，中央把土地出让金收了不就完了吗？合理又合法。就是中央一句话的问题。

爱东平

专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暴力拆迁，可越级申请问责

摘要：新拆迁条例，只能说是提供一个更有可仿性的执法依据，但并不能完全消除违法滥用权力的现象。



马怀德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兼任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国家发改委、建设部、民政部等机构顾问或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漫画/邝飚

新拆迁条例，只能说是提供一个更有可仿性的执法依据，但并不能完全消除违法滥用权力的现象。

公共利益要明确界定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在《物权法》出台之前，大家都对私产保护有很大期望，但两年来，违法暴力强拆还是非常严重，你怎么看预期和现实的这种落差？

马怀德：《物权法》在保护公民的物权方面确实是个基本法，对于约束和限制政府公权力保护私权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原来的拆迁条例一直在使用，物权法所确立的土地征收制度和拆迁条例所形成的这种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的拆迁关系，特别是在商业拆迁的实践中确实产生了一定冲突。

在物权法公布之后，实施之前，当时考虑到，一个是物业管理条例，一个是拆迁管理条例，跟物权法不完全一致，需要修改，所以当时国务院法制办和建设部等部门就组织开了两次研讨会，我也参加了。

最后没想到物业管理条例先通过了，新的拆迁条例就一直没有通过。没有通过的原因我分析也是比较复杂的。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完全按照物权法规定的制度征用的话，很多拆迁，特别是商业性拆迁就没办法进行。所以很多城市依然是按照老的拆迁条例进行拆迁。

按照法理来讲，物权法的效力要高于拆迁管理条例，修改拆迁管理条例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南都：关键是旧条例废除后，新条例怎么规范。现在传出消息说，政府将作为拆迁主体。但现有的案例说明，掌握公权力的政府充当拆迁人，可能更不利于被拆迁人讨价还价。

马怀德：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征用的主体肯定是政府，因为只有政府才有征用征收的权力。开发商没有这个权力，他只能是跟被拆迁人进行协商，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够拆。

我觉得可能是要区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比如说要盖学校等公共设施，应该都是政府先征收土地，征收完土地、拆除地上建筑物并且补偿后，再出让给开发商。第二种情况，如果说完全是商业利益，比如说搞商品房的开发，那就不是一个公共利益的问题了，开发商就应该向政府提出申请，并由开发商和被拆迁人进行平等的商业谈判，达成一致之后再进行拆迁。

南都：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是否应该更明确？物权法中没有列举何为“公共利益”，似乎是一个缺陷。在现实中，“公共利益”变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马怀德：公共利益问题确实是要一个明确的界定，把这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尽可能地确定，只有这样才能便于具体的执法机关实施与执行法律。如果大家都语焉不详，在搞不清楚公共利益到底是什么的情况下，那等于是给了地方第一线的执法机关回避法律的一个理由，他可以把什么都抛到公共利益上。

如果法律列举不清楚公共利益的话，行政法规或者司法解释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明确细化公共利益的范围，说清楚哪些不是公共利益———商品房开发这些就不是公共利益。

问责主体与对象关系过密

南都：有人说，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即便按照现有的拆迁条例来衡量，各地也都有违法强拆事件。有时候似乎不是立法的问题，而是法律得不到遵守。新条例能避免违法暴力强拆么？

马怀德：这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拆迁条例修改与否，跟具体执法机关如何执法是两个层次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需要修改拆迁条例，让它符合物权法的精神，在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

至于地方政府违法行政、滥用权力，甚至是暴力执法，这需要其他的监督手段。新拆迁条例，只能说是提供一个更有可仿性的执法依据，但并不能完全消除违法滥用权力的现象，这个必须要靠舆论监督、司法监督或权力机关的监督来解决。

南都：多年来的违法暴力拆迁，媒体报道了很多，但只有湖南嘉禾等少数几地的行政官员受到处分。从问责的角度来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

马怀德：当然，如果违法拆迁、滥用权力，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办法，造成严重后果的就是要问责。

但现实中被问责的官员少，可能跟现在问责的主体和问责的对象之间关系过于密切有关，可能有袒护，可能有一些法律以外因素的影响。比如，为什么重大突发事件的问责问得比较顺利？因为不单单是地方政府和它的直接上级在问责，可能是更高层级的执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在问责。比如地方煤矿发生问题了，中央的调查组直接就要介入了，但是如果地方发生违法拆迁，就不会轻易地牵动上一级或者更上一级的机关去追究责任。在地方政府处理，可能就有更多的法外考虑了。

南都：如果新的拆迁征收条例出来之后，地方官依然是置法律于不顾———因为问责的可能性低，他的成本很小。又该怎么办呢？

马怀德：我觉得这个还是要靠有效的舆论监督。再一个，不是只有上一级机关才能问责，上上级也可以问下下级的责，所以受到损害的人或者监督者可以直接向他的上上级机关提出举报申诉，通过这种方式去要求能够行使问责权力的机关尽可能地去履行职责，切实问责。我估计这次成都自焚事件和现在媒体报道的黑龙江（东宁县）、北京的自焚事件，到最后都有一个问责的问题。

政府不应有独立利益

南都：现在地方政府公司化，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城投公司，搞大拆大建。地方政府这种逐利冲动，法律上不能有所作为么？

马怀德：在四五年前我就写过文章，反对地方政府这种公司化。要警惕地方政府公司化就是警惕它的利益化。地方政府除了人民的利益，除了服务对象———纳税人的利益，不应该有他自己独立的利益。如果他自己有利益的话，与民争利，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

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完全中立、客观、公正，不应该介入到市场中去，更不应该在市场中占有某种利益，尤其是不能与相对人在市场中产生市场化的这种关系。政府应该永远中立地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于纳税人，这才是政府最大的利益。

政府公权力的行使，所能够获得的利益，我想除了税收和法定的收费范围，不应该再有任何途径。即便是现在的土地出让———通过所谓的一收一出来获取中间差价，这个本身就是发展过程中不太正常的现象，应该尽可能地限制和约束。地方政府不应该在拆迁，在房地产开发，在市场监管、经济调控中获得自身的利益。

爱东平

拆迁车碾过村民身体之后


9个月前村民闫海被轧的现场，多座高楼已拔地而起。



如今的土城子村沉浸在乔迁的喜悦中，不愿再重提“闫海之死”的旧事。

音响里，传出的是锣鼓齐鸣。村民稀稀落落站成了半个圆环围观着，礼炮和鞭炮鸣放过后，相关领导宣布，“府右新村正式落成。”

12月21日中午，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原本叫“土城子村”的村落，如今已改了新名。

村民们站在呼啸的寒风中，听领导宣讲新村落成的意义。领导话毕，村民报以掌声。

9个月前的3月24日上午，在土城子村一组的拆迁现场，因为补偿纠纷，一台拆迁施工车辆，缓缓轧过村民闫海的身躯……

如今，一切似乎都被遗忘了。乔迁新居的村民脸上泛出喜悦，而一听有记者造访，闫海的母亲立刻将房门紧闭。

“无情拆迁，有情操作”

位于河北、辽宁及内蒙古接合部的平泉县，素有“鸡鸣三省”、“通衢辽蒙”之说。土城子村坐落在作为县城的平泉镇上，村民多是种菜的农民。

2008年，平泉县开始进行旧城拆迁改造。官方的宣传称，这是在河北省“一年一大步，三年大变样”的部署下，平泉投身到这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这是一场提升城市品位的革命”。

为达此目标，平泉县成立了“一年一大步，三年大变样”工作领导小组。拆迁，成了改变城镇面貌必经之途。随着城市发展，昔日菜农聚落成村的土城子村，也在旧城拆迁改造之列。

对于拆迁工作，平泉县实行的是“无情拆迁，有情操作”。对拆迁补偿不满，但凡家中有公务员关系的家庭，据拆迁户称，“吃公家饭”的都暂时被停止了工作，专门回来做家庭或亲戚朋友的工作，目的只有一个：在拆迁补偿合同上签字。

有土城子村民称对拆迁补偿“议价能力不强”，嘴里说觉得低了些，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政府的价格：需要在新村回迁的，每亩土地补偿14万元，不需要回迁的，每亩20万。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村民，都选择了14万元每亩的补偿。

微词变成民怨，冲突一触即发。

车子碾过了闫海的身躯

3月24日10时许，当拆迁队在政府拆迁领导工作组成员陪同下，开进土城子村准备拆迁时，对于一项补偿，许多村民仍显得愤愤不平。

那是因路边沟的补偿款问题。据土城子村民称，彼时的路边沟，其实都是农户私人的土地，因为旧房翻修，临街的村民按规定必须空出一块地。“路边沟就是这么来的，但要追溯到很久以前，那是村民院落里的土地，原来有院墙嘛，是祖上用白银买的。”一位村里的长者说。

路边沟的补偿款，是补给村集体，还是村民个人？拆迁补偿合同上并未写明。当恒信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施工队准备动手拆迁时，土城子村的村民越聚越多。

据称，有土地属于路边沟的十余户村民，群情激愤。村民闫海，就在阻止拆迁队施工的队伍当中。

知情的村民回忆，由于拆迁施工队无法回复路边沟的补偿问题，村民堵住了铲车、卡车等车辆前进的道路。争执由此产生，不少村民坐在了车辆试图通行的路上。僵持了半个小时左右，拆迁队相关人员也被激怒。

“有人说，村民再不让路就轧过去。”有村民回忆称，开铲车的司机并不敢这么做，于是走下了铲车；不久，车子又上来了一个人———场面一片混乱：“有种你就轧过来啊！”“你再不闪开就轧死你！”“有种开啊！”

车子开得很慢，“当时很混乱，可能村民觉得司机不敢撞，而司机觉得车子开了村民会躲开。”

事实证明，这样的猜测都错了。村民闫海被轧倒，车子碾过了闫海的身躯。

打骂声不止。一片嘈杂。

被送往医院后，闫海于下午2时30分被宣布抢救无效死亡，另有2名村民受伤。

这是平泉县进行旧城拆迁改造以来，第一起拆迁命案。

命案过后的和谐拆迁

闫海被轧之后，村民与现场的施工队以及赶到的警察打成一团。

当天，激愤的村民很快打出了横幅，抬着尸体准备到平泉县委、县政府示威，在被公安机关劝阻后，土城子村民在事故现场搭建了灵棚。

平泉县委、县政府表示对此事高度重视；很快便成立了“3·24”专案组。

相关人员被刑拘，房地产开发公司账户被冻结后，政府部门称，死者和伤者家属情绪基本稳定。

冲突被迅速平息。据知情的村民称，该事后来按交通事故处理，闫的家属获得一笔数额可观的赔偿后，此事一笔勾销。

由于家属认可了官方的处置方案，没有人再追究或延伸闫海之死的意义，是闫海太冲动？还是拆迁引发民怨酿成悲剧？

命案过后，在平泉县的官方宣传中，拆迁改造仍是一项让“群众感受到了‘执政为民’的理念”的和谐拆迁。

据该县官方宣传材料，平泉县委副书记、拆迁工作副指挥长贺长青就拆迁工作说了这样一席话：“拆迁是改善居住环境、提升城市品位的大好事，好事就要做好，县委、县政府就是为百姓服务的”。

对于补偿问题，平泉县拆迁办主任吴宪军也谈了自己的体会：“实际上群众大部分是通情达理的……我们就对平泉房地产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定了补偿标准。”

实际上，几乎与中国大部分城市的拆迁一样，平泉县在拆迁过程中亦有不少非议。质疑官方“和谐拆迁”行为的市民(村民)，主要对政府的补偿标准及拆迁方式表达了不满。

居住在兴平社区的村民王雅文称，他们一家3代居住在一个建筑面积为280多平方米的楼房中，政府开出的补偿价格是22万。王认为补偿不合理，因为不同意在拆迁补偿合同上签字，王家被停水断电，并不时遭受到身份不明人士的威胁。12月10日，王家被强行拆除。

邹智慧位于兴林街的房子在去年8月被强拆后，她走上了上访之路。据称，在强拆过程中，邹的丈夫被拆迁人员打伤。

原居住在城北街的市民陈奎，今年因不满政府强拆而在网络发布了一封呼吁信。陈称，自家100多平方米的房屋，被拆迁方单方估价12万。陈由于对此不满而拒绝签字，8月10日，承德市平原县公证处向其送来一张《领取提存款通知书》，通知书称：8月11号按时将总价为人民币225001.1元拆迁补偿费领回。如不领回，就上缴国库。

陈奎并没有去领钱。8月12日早9点，平泉县拆迁办的铲车，“二话不说就拆了房”。

强拆时，陈奎跟县拆迁办、开发商索要相关强拆依据，但未获任何正面回应。

乔迁之喜后的生计之忧

平泉县城目前仍在进行的旧城拆迁改造，伴随的是房地产项目开发的过程。

官方的目标，系“到2010年，城镇建设三年累计投入45亿元。棚户区改建、旧住宅区改善、‘城中村’改造达到100%，新建商住楼80万平方米”。

对于拆迁所需资金，平泉官方主要采取了“以资源置换资金”、“用项目吸引资金”等方式——— 每处被拆迁的城中村，如今已拔地而起或在建着楼盘、商场等建筑。

据知情者称，资金主要由政府通过拆迁收储土地，然后通过招拍挂获得土地出让金。“拆迁之后，每亩土地至少升值5倍以上。”

为让被拆迁户尽快腾出土地，平泉县官方采取了“评估价+奖金(规定时间签协议)+搬迁费+搬迁补助款”的补偿办法。拆迁后，原有土地或盖起商品房，或成为商业街区。在政府的宣传中，一些回迁市民说，“爹妈没给我们盖上房子，党和政府给了我们房子。”

并非所有的市民(村民)都如此称赞官方，前述因补偿问题及强拆行为不满的市民，有人称拆迁的过程，“有点官商勾结的意思，开发商有时候甚至就是明抢明夺。”

此外，部分人士的不满，主要在于拆迁之后对长久生计的担忧。

土城子村一位朱姓村民说，一辈子在土里刨食的农民，因拆迁居住环境确实有所改善，但每户购置回迁房，大多数村民自个儿也掏了五六万块钱——— 令他担忧的是，政府并未将养老及失业等纳入拆迁成本，如今连“种一根葱的土地都没有”的农民，吃完了补偿款将面临老无所依的窘境。

“现在大家都还在乔迁之喜的冲动中，也没有人怎么提这个问题。”朱说，“以后你就看着吧，别看我们现在住着挺体面的两层小楼，谁知道我们在里边吃咸菜喝粥？”

常年在北京打工的朱见过大世面，他把平泉这种依靠拆迁谋得暂时发展的做法称为“朽木刷漆”。“城市面貌是改善了，但依靠卖土地是长久之计吗？现在和以后，我们赚的钱，还不是到外面打工挣的，在平泉挣不着啊。”

平泉官方，自有属于自己的考虑。在强势宣传下，“以大拆迁促进大建设，以大建设促进大变样，以大变样促进大发展”也获得不少非拆迁户的认同。“城市在变得漂亮，阻止拆迁的只是一小股力量。”一位载着记者赶赴土城子新村的出租车司机如是说。

如今的土城子，已更名为“府右新村”。

12月21日，猎猎寒风中，新村落成典礼如期进行。地方歌手高唱的《今天是个好日子》过后，几位领导掀开了新打造的社区铭牌，礼炮、鞭炮响彻云霄。

庆典现场一片喜庆。两个大红的氢气球，各挂着一条幅飘在空中：村民和谐财为贵，政府善政即是福。

闫海的妻子，也站在观礼的村民队伍当中，脸上看不到丝毫昔日悲伤的表情。对于闫海之死，闫的母亲说，“提这个干吗，不要了解了。”

爱东平

准新郎倒于一堵墙下



家属到地产公司讨要说法



被拆的墙，地产公司已装上了卷帘门。


出身贫寒的岳喜有挣扎半月后离世，父母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被抓的三位拆迁工人是附近招来的农民，他们干一天活收入70元。

一边是农妇，一边是一排头戴钢盔、手持盾牌的警察。农妇和她的女儿，坐在地上，互相用铁链把自己锁在旁边的树干上。“你们回去吧。你们知道吗，这是我们住了好多年的地方，我们不能离开。你们知道吗？”农妇反反复复地说着这些话，警察沉默不语。

1971年，日本导演小川绅介用黑白影像，记录下日本千叶县三里塚村民们反对为修建东京成田机场而让他们迁移的抗争。肉和钢铁，热忱和冰冷，语言和沉默，希望和无奈的对峙……记录片里的这些影像，已变成活着的人和历史。2009年12月5日，在中国云南省曲靖市，29岁的数学教师岳喜有，为了保护未婚妻的家人，在拆迁现场被围殴受伤后去世，成为2009年中国拆迁案中的又一具人体标本。

祸起围墙

乘出租车去曲靖一中，开车的师傅说：“我一天挣几十块钱，全都指望儿子考上一中，这样以后就能上所好的大学了。”

占云南全省1/8人口的曲靖市，每年高考上线率和录取人数却占全省的1/4，特别是“教育名片”曲靖一中，高考600分段以上的学生，连续6年居全省单校第一。因此，曲靖一中对面开发的楼盘打出大幅广告“市中心会读书的好房子”。

据曲靖一中旁一家超市的老板说，“今年国庆开盘后，不到一个月，400多套房子就被抢光了，3400块一平米哎———是曲靖最贵的，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在曲靖信息港和同城网站上，该楼盘的购房卡一度炒到了8000元。

如果不是岳喜有女友三层高的房子紧挨着滇东联合食品公司，双方共用一堵墙，也许岳喜有在曲靖二中的教书生涯也就平平静静地度下去了。曲靖一中对面销售火爆的楼盘，原本是滇东食品公司。曲靖某房地产公司将其收购后，委托曲靖麒麟区华升拆迁公司进行拆迁，合同约定，11月15日前按规划红线完成拆迁，若超过期限，拆迁公司须每日支付一千元。按照拆迁公司副总殷永平乐观的估计，在规定期限内安全拆除，大约能收到房地产公司30多万元付款，公司能收入7万-8万元。

11月20日，曲靖迎来了2009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围墙还没能如期拆除。岳喜有女友李小姐曾说，为拆墙，地产公司、拆迁公司与他们家进行过多次协商，但双方没有达成共识之前，对方就来强拆。

当天下午，岳喜有接到女友电话赶了过来。李小姐说：“那天中午我没上班，男朋友上完两节课后便跑过来看一看，他想着处理完这边的事再回学校上最后一节课。我妈我外婆还有几个亲戚都在现场。拆迁公司要强拆墙，我们就打110，警察来了之后让我们协商解决。”

矛盾激化是在下午4时许。据李小姐的母亲刘丽萍说，当时他们要求拆迁公司把拴在墙上的钢绳取下来，但对方不但没取，反倒加绕了一圈准备强拆，“我被一个姓殷的(拆迁公司副总殷永平)一拳打在眼睛上，小岳就冲过来劝架，结果被对方一群人追着打，用铁棒和木棍把他打得浑身是血……”

李小姐和外婆去找村里的人来协调，刚出去还不到两分钟就听见喊“打人了！打死人了！”

“我们赶紧跑回来，当时他血肉模糊的样子，简直把我吓坏了……还有好多人围着他拳打脚踢。男友被打伤后我们赶紧把他送到区人民医院，头上缝了6针。”

15天后，12月5日凌晨，岳喜有在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打斗过程中他的头部受到致命一击，造成颅内淤血，两次转院，没能留住他年轻的生命。

“土地管理新机制试点区”

1971年的日本千叶县三里塚，除了投燃烧瓶、筑堡垒、挖地道，拒绝为修建机场迁移的农民们，还手握“粪尿弹”，盯着那些便衣警察、施工方的测量人员说：“来呀，看你们敢踏入我的田地一步！”

岳喜有的女友小李，和她的家里人，没有这些工具。对于这个几乎只有老人和女人的家来说，实在没有什么强有力的工具来阻挡年轻的拆迁工人。

这家拆迁公司真正的员工大约有十几个，每次揽上活，员工主要负责在工地上监工，拆迁公司副总殷永平说：“有一些关系不错的包工头，他们手底下有工人，或者就直接从劳务市场现招一批。”他说，打斗发生后，一名拆迁工人的指头折断，另一位工人头上也缝了针。

打斗发生的第二天，11月21日上午8时左右，这堵引发流血冲突的墙被拆除。

租用李小姐家房子做生意的一位女士说：“以前听说这堵墙要拆，但没有具体时间。那天我刚来上班，听到有沙沙的声响，想着怕是要拆墙了，等我跑到二楼，二楼以下的整堵墙都被拆了，我们吃饭用的碗及蜂窝煤，被倒下的墙压坏了不少。而当时我们还在里面上班，要是拆墙时压到我们怎么办。”

曲靖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一负责人称，发生纠纷的这面墙产权是归房产公司所有，他们是委托拆迁公司来拆迁自己的房子，“它本来就是我们公司的墙，是对方占我们的墙，我们协商帮他们把那堵墙拆了以后，在里面帮他们重新立起一堵来，拆迁之前那堵墙已经有很多裂缝了，很不安全。”

房地产公司在与拆迁公司签订的合同里明确，拆除过程中出现的所有损失均由拆迁方承担。而拆迁公司总经理刘华说：“前后找李家协商不下30次，但不足100个平方米的墙面，竟向我们要价15万。”

曲靖是云南省的人口大市，也是该省工业生产力布局的重点地区，随着一大批建设项目的启动，用地供求矛盾日益突出。2008年8月20日，国家土地督察成都局致函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同意将曲靖市列为“共建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土地管理新机制试点地区”。

2009年4月，在新机制试点工作联席会议上，曲靖市副市长左伯俊表示，目前干部考核机制中，仍偏重以GDP等经济发展指标来衡量，而对耕地保护的考核权重几乎为零，因此拟将土地管理绩效作为地方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

《曲靖市县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土地管理绩效考核办法(试行)》提出，把土地管理绩效作为地方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从组织领导、政策执行、和谐发展3个方面、17项工作进行考核。凡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将被问责。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今年11月份，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7%，是16个月来的最大增幅。2009年11月中下旬，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50个大、中、小城市进行了城镇储户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近七成(67.2%)的城镇居民认为当前房价“高，难以接受”。

岳喜有也许从来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房价猛涨之后拆迁工程中的牺牲品。成都唐福珍自焚悲剧发生后，12月4日，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曾在新浪微博上回复网友：“唐福珍不幸没有生活在我们云南。尽管，昆明也有拆违拆临，也有上万人上街的事件，但最终，我们在学习如何让公众情绪得到疏导，学习如何在党和政府主导下的群众利益维护。”12月5日，岳喜有在云南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去世。

最后的情况通报

12月5日凌晨3时30分左右，岳喜有的父母和亲戚从云南玉溪通海赶到了曲靖。出事半个月来，为不令远在家乡的老人担心，岳喜有让女友不要告诉父母，直到12月4日病情恶化，父母才连夜奔波而来。

岳喜有，这位一直用假期做家教艰难地读完东北师范大学本科课程的农家子弟，因为教课任务重，本打算一个月后与女友完婚，然后把父母亲从玉溪通海的农村接到曲靖市安享晚年。他上学时过年回家，家里曾经连一条可以坐的凳子都没有；父母因为要不要给他煮留着卖钱的鸡蛋而发生争执。

“当时我就守在医院，宣告抢救无效死亡是1时27分。凌晨3时30分左右，两位老人赶到了医院，当场晕倒在地。岳喜有走时眼睛一直没闭上，是他妈妈用手将他眼睛闭上的。那场面太凄凉了。”曲靖二中一位老师回忆，“出事那天我们还到医院去看他，那时他神志还很清醒，一直惦记着他上的课。没想到，他说走就走了。”

岳喜有4年前进入曲靖二中，这位毕业于重点大学的老师深得校领导和学生喜爱。“岳老师年轻帅气，上课幽默，同学们都很喜欢他的课。怎么会突然就离开大家？”一位同学哽咽道。学校高二和高三的上百名学生，原本还在等待这位耐心又幽默的老师痊愈归来。

2009年12月14日，开发曲靖一中对面楼盘的房地产公司就新楼盘的建设开始对外招标。

12月18日，曲靖市麒麟区政府召开情况通报会。“华升拆迁公司工人邓云柱、张某某(未成年人)、刘志才等人与岳喜有一方相互厮打，双方均有伤情，张某某随手抓起刘志才手中的一根钢管将岳喜有的头部击伤。12月5日凌晨1时27分，岳喜有在医院不治死亡。经法医鉴定，岳喜有系钝器打击头部致颅脑损伤死亡。”

12月16日晚，家属和拆迁公司最终签订了调解赔偿协议，当晚岳喜有的尸体经家属同意后火化。当事双方达成的赔偿金额共数十万元，于12月17日支付给了死者家属。

拆迁公司副总殷永平说，被抓的三位拆迁工人，也是曲靖附近村子贫穷的农民。现在正是冬闲，这次拆迁包工头从当地劳务市场现招的工人，大部分是农民。他们干一天活的收入是70元，主犯张某某是一位年仅16岁的少年。

正挑结婚日子

曾用7部纪录片记录下日本千叶县三里塚农民抗争迁移修建成田机场的过程——— 导演小川绅介在1992年1月因病去世。直到2007年，迫使东京成田机场同意夜间不起降的几户人家还坚持住在机场里面，他们已经与政府和机场斗争了40年。

热田家正好地处规划中的3号跑道上，该跑道至2007年也没能动工。热田在《热田照的故事———三里冢斗争史》中说：“虽然他们像虫子一样对待百姓，但我在心情上没有输，只要我和爷爷住在这里，成田机场就决不会完工。”

岳喜有和女友远没有驻守在东京成田机场的热田夫妇那么幸运，他和她不能在寒假结婚了，在此之前，小李的母亲刘丽萍已经在为两个孩子挑选日子。

12月18日，曲靖市麒麟区政府召开情况通报会这天，曾经出事的围墙外面，鸡贩正在宰鸡，偌大的一只芦花鸡即使拼命乱蹬着，尖叫着，随着鸡贩手起刀落，飞溅在地上的鸡血和残碎的鸡毛混杂在一起，陈年的鸡笼散发出阵阵腥臭。周围是卖鱼的、卖辣椒的、卖火腿的、卖牛干巴的……新的楼盘盖起来之后，未知的变化还在等待他们。很多脚在这湿漉漉的狭窄的围墙边窜来窜去，阴郁的冬日天空乌云密布，眼看就要压过来了，卖炸洋芋的老婆婆窝在墙边，念叨着：“天要下雨咯。”

爱东平

当拆迁成为血与火的战争



一代宗师梁思成二战中曾向盟军提出过保护奈良和京都的建议，帮助这两个古都在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中得以幸存。

然而，战争年代，梁思成能庇护他所痛恨的军国主义日本的文物古迹，却没能在和平时期捍卫住自己祖国的历史遗产。建国初期，北京在盲目的“旧城改造”中渐失千年古都的风貌，梁思成锲而不舍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

梁思成生前亲眼目睹重重牌楼和牌坊的消失而痛心疾首，悲剧的根源在于他的思想大大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但他无法料到，他去世30多年后，即使保护古建筑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旧城改造脚步却依然没有放缓，北京的胡同正以每年600条的速度递减，直到今年，他和林徽因曾住过的北总布胡同的四合院也面临被拆的命运。

如今，中国这块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天都上演着拆迁和反拆迁的故事。政治挂帅的年头，一位建筑学泰斗的眼泪不能为高涨的革命热情降温；GDP为纲的时代，众多平民拼死抗争亦无法阻挡商业利益驱动下的强大机器。

当那些民房在激烈对抗中倒下之时，拆迁已经成为了一场战争。

从“牛钉”到自焚

即将过去的这一年，世界经济遭金融风暴重创奄奄一息，中国经济得益于史无前例的投资计划刺激一枝独秀，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全国各地掀起新一轮开发热潮，大量资金流向基础建设和房地产业。房价节节攀升屡创新高地王频现的同时，暴力拆迁事件接连不断。

2007年，重庆“最牛钉子户”打开煤气罐、挥舞着双截棍，扯起当时刚出台的《物权法》为旗帜，在媒体和网民簇拥下促成了拆迁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铁女子吴苹的抗争既鼓舞了后来者，也让他们产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在2001年6月修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埋下的隐患尚未排除之前，她的胜利可以复制。

此后两年的“钉子户”们，不仅搬出了《物权法》为自己辩护，紧闭屋门同楼下的城管叫板，还向楼下轰隆作响的铲车扔下“燃烧弹”，他们甚至点燃了浇在自己身上的汽油，以一种玉石俱焚的方式表达愤怒。然而，如此惨烈的抗争非但没有拿到满意的补偿，相反屋毁人亡或被戴上手铐提起公诉。

吴苹妨碍了房地产商开发商业楼盘的进度，同是女性同样刚烈的潘蓉和唐福珍阻挡的却是地方政府的公共建设项目。潘的房子在拆迁后，土地用作上海世博会的重点工程虹桥交通枢纽，唐建房的地皮则用作修建污水厂。

如果说吴苹面对开发商尚能运用法律进行博弈，争到一点讨价还价的空间的话，那么潘蓉和唐福珍在大权在握的地方政府面前则只有无力感，不得不走向“暴力抗法”，甚至将自己的身体作为申诉书。

2008年6月12日一早，发现城管、公安、消防组成的拆迁队伍向位于闵行的祖居开进的时候，潘蓉惶恐无助，她喝下几口威士忌，和挎着弩弓的丈夫一道爬上屋顶，拿着一个电喇叭高喊：“我们是新西兰公民……你代表法院吗？如果有法院的裁决书，我欢迎你们进来，没有问题。如果没有，你就是强盗，侵占我的财产！”但对方喊了声“卖国贼”之后，铲车便推倒了她家的围墙，强拆现场随后变成了战场，潘蓉将燃烧瓶扔向楼下。

潘蓉没想到，她如此过激行为并未丝毫动摇强拆的决心，相反对方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消防水龙头的掩护下，不到两小时便拿下了她据守“堡垒”。夫妇俩当天即被刑事拘留，送进上海市看守所。

新西兰公民的战斗打响一年半后，2009年最受关注的强拆事件在成都金牛区上演，“自主创业模范”唐福珍走上了“沙场”，不幸的是，她点燃的不是装有汽油的啤酒瓶，而是自己的身体，在医院中痛苦挣扎16天后离开人世。

11月13日清晨，唐福珍在大喊“为了老百姓的尊严”燃烧自己的那一幕，刺痛和照亮了所有人的心。即便如此，她以死保卫的三层楼房，依然没能逃脱被拆的宿命。地方干部在处理唐“以死抗法”事件时自始至终异常冷静，即使她躺在医院中弥留之际亲人想见最后一面时，仍被极力劝阻：“你们要冷静，我要请示领导。”

唐福珍死后半月，面对北京居民席新柱自焚相挟，海淀区拆迁人员的冷静已是让人称奇。席新柱将汽油洒在自己身上，拿出打火机后，戴着头盔的强拆人员还说：“你点啊、你点啊！”拥有美国绿卡的席新柱也许和潘蓉一样，在国外呆得太久，以至于忘记了家乡的规则，将自己烧成重伤。

非绝望的生命不会选择自焚，仅仅用法理来分析该不该强拆似乎不太合适，如果连这种方式也不能触动某些人“坚强”的神经而被谴责，那么这个社会已经不是冷静而是冷血了。

不稳定的种子

2009年的拆迁战争中除了悲剧还有黑色幽默，重庆市奉节老汉陈茂国在见证了史上最大拆迁——— 三峡工程后，家里1200多平方米房屋因修建高速公路被推倒。对赔偿不满，他一气之下，效仿人类先祖，回到自家一棵15米高的桉树树上蜗居三月。吃喝拉撒全在空中进行，必备生活用品也用绳子吊上去。

11月18日凌晨，经当地一家好心媒体出面协调，有关方面愿再支付22万元的补偿费，陈茂国终于下树，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谁知就在当天下午，当地公安机关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将其抓获，羁押在奉节县看守所。

除个体抗争外，今年的拆迁还在一些地方引发了群体事件。5月30日上午，江苏宿迁市发生一起刑事案件，一被拆迁户在姐姐家中，与上门的8名拆迁人员发生冲突。据当地政府部门通报称，有1人被当场砍死，1人被砍成重伤，其余人等不同程度受伤。

11月21日，昆明下起小雪，昆明螺蛳湾市场上千商户，由于担心在拆迁中倾家荡产上街堵路，最后砸毁了一辆市政施工车辆，向赶来的防暴警察扔掷砖块。警方释放烟幕弹驱散人群，并在事后刑拘了24名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个体户。

11月30日，这个云南乃至西南最大的批发市场在运行20年后寿终正寝，一万多商户搬迁到远郊的云南省政府重点工程新螺蛳湾商城重新开始。

螺蛳湾关闭的同一天，贵阳警方通报了一起性质恶劣的野蛮拆迁事件。11月27日，贵州一地产公司对9家住户和8间门面进行拆迁，数十名不明身份人员携带钢管、撬棍和封口胶，破门而入，将正在熟睡的13名无辜群众强行拽上汽车、拖离现场，致使4名群众受伤。随后，两台挖掘机野蛮拆毁了26间房屋。民警赶到后上前制止，拆迁者不听告诫，反而加快速度。在获悉增援警力即将到达后，施暴者迅速逃离现场。

事发后，当天6时30分许，被拆迁住户约30余人不听现场民警劝阻，情绪激动，用红布条和40余瓶液化气罐将道路堵断，采取违法过激行为讨要说法，造成近万台车辆滞留，数万群众上班延误。最终，20名强拆者和4名堵路的拆迁户被采取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

强制拆迁不但会在当时引发矛盾，更会为将来埋下不稳定的种子。中国社科院12月21日刚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显示，新中国成立60周年各地对社会稳定和维持社会秩序高度重视使整个社会形势保持了基本稳定，但群体性事件发生仍然保持着多发的态势。其中湖北石首事件，几乎重演了2008年瓮安事件的发展，此类事件为“非阶级性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说明在中国的一些地方，“由于基层财政的薄弱，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当中，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比如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集资等等，这些事情当中都向群众欠了很多债，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的民怨太深。”

曙光与未来

拆迁户们拿出《物权法》捍卫自己财产时，地方政府却亮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回击。中国拆迁史即将翻过2009这血与火的一页时，广大正面临拆迁的公民似乎看到了一丝曙光。唐福珍们的刚烈行为触动了北京大学的五名法学学者，他们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拆迁条例》进行审查，撤销这一条例或进行修改。12月16日，部分学者受国务院法制办邀请参加座谈会，研讨《拆迁条例》。

此前，1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时评”称，6年前的孙志刚案废除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希望“悲剧性的个案最终能推动制度的进步”，让城市拆迁立法融入更多现代法治的文明基因，以避免同类事件的再度发生。

那些在拆迁战争中倒下的人们，能否成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终结者呢？

然而，参与研讨会的学者向媒体直言了修改法规的难度。其实，2007年10月1号《物权法》生效的时候，新的拆迁和征地条例本来也会颁布，但由于遭到“巨大的压力”而搁浅。据透露，这一压力来自于地方政府，触动拆迁和征地条例意味着触动“地方政府的利益”，而这一利益的核心即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潘蓉的家是一幢建筑面积480平米的四层小楼，按照闵行区政府政策，她可获得每平米761元的房屋重置补贴，以及1480元的土地补偿，计算下来潘蓉的补偿总共是67.3万元，而今年以来，上海房价每平方米连破2万和2.2万两个关口。

建设公司委托给区政府的征地款是每亩地130万元，整个虹桥机场拆迁总费用高达148亿元，但是政府补贴到潘蓉等业主手中的征地款是每亩地38万元。CCT V的报道提出疑问，那么剩下100万是否由地方政府取得了呢？

地方政府近年出现罕见的拆迁冲动，是因为巨大的利益诱惑，这同时也是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难以撼动的主要原因。《物权法》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这意味着，不论是国家、集体还是私人，其合法取得的财产，都应给予平等保护；不论财产是否进入市场，在遭受侵害后都要平等地获得法律的救济。

爱东平

老妇遗书：我为拆迁死



新堂花园业主挂出标语。



邢爱秀的遗书。新堂花园业主供图

“我为非法拆迁而死……”常州76岁老人邢爱秀留下简短的字条，用一条破布，将自己的人生定格在阳台的门框上。

新堂花园3号楼101室，邢爱秀与老伴相依十余年的房子，她本以为，这里也将是安度晚年之所。按计划，明年4月1日前，新堂花园将夷为平地。拆迁行动如此坚决，即便是令人震惊的老妇之死，也仅让其暂停数日。邢爱秀并未如成都唐福珍一般，经历过与拆迁者的激烈冲突，但同样付出了生命代价后，人们才知晓，拆迁阴云投射在老人心中，是如此狰狞。

不同寻常的遗书

12月7日11时许，江苏常州市火车站北边的新堂花园3号楼，楼长王玉兰正在家中带孙子，突然听到楼道里有人大喊“救命”。她闻声而出，朝楼下跑去。冲到一楼时，发现101室的门大开着，里面站着好多邻居，混乱一片。

在房间与阳台交接处，仰面躺着一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上半身在房间，下半身在阳台，两腿呈八字张开，一条破布从正上方的门框处耷拉下来，垂在她暗红色的棉袄上。

101室的女主人邢爱秀上吊自杀了。

已经88岁高龄的丈夫梅新范不知所措，呼呼直喘。他有心脏病，上午去医院拿药，回家敲门，老伴没有像往常一样应声而来，已觉得奇怪；用钥匙打开门，一眼看到老伴悬在阳台门框上。梅新范试图解开布带把人放下来，但悲伤与震惊把他本已不多的力量吸干。对门邻居过来后，才帮着把布带弄断。

王玉兰等人把梅新范搀到桌旁坐下，突然发现，桌上有张横格纸条，写着寥寥数语：“新范，我是为了非法拆迁而死，梅平、梅今不要难过，要好好点生活下去，人中(总)为(唯)有一死……邢爱秀留条”。梅平和梅今是邢爱秀夫妇的女儿，都已各立门户。

“非法拆迁”四个字，使这张遗书变得不同寻常，梅新范让王玉兰先帮着收起来。王小心翼翼叠好，放入上衣内侧口袋。

不久，民警赶到。得知有遗书，民警要王玉兰拿出来，王不给。后来，她和几个业主到外面复印了若干张。交给民警一份复印件。

中午时分，七八名民警来到王玉兰家，再次索要遗书原件。王说，她是受家属之托代为保管，未经家属同意，不能给。

两天后，王玉兰郑重地把遗书交给梅今，并让梅今写下收条，同时附上遗书内容。然后，王小心翼翼地把收条折好收起。

听证挡不住拆迁

新堂花园很多业主手上都有邢爱秀遗书的复印件，因为她的死已非私事，将她逼上死路的拆迁，也折磨着她的左邻右舍。

新堂花园是常州市最早的商品房小区之一，共有11栋楼。1996年，邢爱秀作为第一批住户搬入。今年9月中旬，新堂花园业主收到一份常州市建设局下发的告知书，内称常州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准备收储开发火车站北广场周边地块，现已提出拆迁许可申请，利害相关人可申请参加听证。

所谓火车站北广场周边地块，包括新堂花园在内，总面积441亩，大部分是城中村，多数房屋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脏乱差。与这些老房子比，新堂花园还是“小青年”，与其一墙之隔的商品小区永宁苑更嫩，交付才7年，共有3栋楼。两个小区总占地48亩。

常州市规划局和发改委签发的相关材料显示，收储这441亩土地，是为改造危旧房。同时，借修建火车站北广场之机，打造新的综合商住区。

修建常州火车站北广场，是沪宁城际铁路的衍生品。2008年7月，长三角第一条城际快速客运专线——— 沪宁城际铁路在南京奠基开工，计划明年上海世博会前投入运营。该线与原京沪铁路沪宁线平行，44公里在常州境内，常州设站。借此东风，常州决定修建火车站北广场，把那一带做成展示形象的新窗口，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新堂花园和永宁苑共600多户业主，绝大多数反对拆迁。理由是：房子还新，不应该拆；既然是用于商业开发，而非为公共利益，政府无权强行征收土地。

常州市建设局、规划局等部门承认，新堂花园永宁苑房屋结构和配套设施较好，单从局部看确有保留价值，但仍坚持划入收储范围的理由是：根据火车站北广场及周边地区整体规划，将有道路横穿新堂花园，并且切割到永宁苑；同时，两个小区外观将与在建及待建火车站地区建筑不相协调，影响整体形象。

换言之，新堂花园和永宁苑将有碍观瞻。事实上，这两个小区只是太普通，不够豪华气派而已。

10月12日听证会上，14名业主代表一致反对拆除新堂花园和永宁苑。但4天后，常州市建设局还是给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发放了房屋拆迁许可证。紧接着，拆迁公告贴到了两个小区，6家拆迁公司入驻，其中5家在新堂花园。

隶属于建设局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中心一名恽姓负责人表示，是否发放拆迁许可证，主要看拆迁申请人提供的建设项目批准文件等材料是否齐备合法，不受听证会上业主代表的意见左右。

细读《行政许可法》，里面只规定操作程序，并未提及听证效力。按拆迁法律专家王才亮的话说，听证制度是没有牙齿的老虎。

按照拆迁计划，明年4月1日之前，新堂花园将片瓦无存。

何处容身？

拆迁在即，新堂花园业主的生活内容骤然改变。作为当年第一批老住户，刑爱秀也被卷进了漩涡。

大伙在小区内拉横幅，到网上发帖子，开博客，给市长写公开信；每天晚饭后，自发地聚在一起抗议。

起初，聚会地点就在邢爱秀所住的3号楼旁，人们高喊“我的房子我做主”、“反对非法拆迁”等口号。11月中旬的一天，一名大嗓门女业主被叫到派出所，直到次日凌晨一点左右才回家。出于人身安全考虑，聚会地点挪到了小区业委会办公室。话题无非是，今天拆迁人员找谁家了，如何交涉的，大家接下来怎么办。

嘈杂的聚会中，几乎天天都有邢爱秀的身影。按邻居的说法，她积极得很。可以想见，各种或真或假的消息不断挑战着她的承受力。

“自从知道要拆迁，母亲一直不开心。”梅平说，她和妹妹到附近转了转，新开盘的毛坯房7000多元一平方米，但新堂花园补偿基价只有4428元/平方米。

4428元/平方米是最初的价格，眼见业主不配合拆迁，常州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将价格提高至4835元/平方米。该中心称，加上装修补偿、搬迁奖励等费用，实际补偿价格在5800元-6800元/平方米左右。

即使提价，业主仍难接受，“实际评估下来，根本没那么多，骗人的。今年楼价涨得厉害，附近新房都在7000块以上，还是毛坯。再说，新堂花园是老房子，公摊面积小，得房率90%多，而新盖的楼房只有80%多。而政府提供的安置房源，地段差，生活不方便。”

补偿多一点或少一点，对邢爱秀来说意义不大，因为她没有一砖一瓦。

与邢交往密切的老邻居张琴华说，邢原先的私房被拆了，拿着补偿款来新堂花园买房，钱不够，小女儿梅今帮着出了一部分，房子就落在梅今名下。

梅平证实，房子的确是妹妹梅今的。

劳碌多年，邢爱秀并无多少积蓄。张琴华说，邢是个苦命人，年轻时做过佣人，退休前在一家街道办的小工厂上班，工资不高。退休后，老俩口每月退休金仅2000元左右，梅新范有心脏病，还装了起搏器。邢整天喊穷，到市场买菜时，总是买一把，临走时再捎带抓几根。她喜欢打牌，输赢只有三五块钱。

76岁的邢爱秀体格不错，但睡眠不好，经常是服药后才能入睡。张琴华说，她本人经常失眠，因为同病相怜，所以和邢走得比较近。

邢爱秀还另有苦衷。张琴华记得，她一年前曾委屈地说，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老头子有大女儿愿意要，自己却没人肯收留。

如果没有拆迁，邢爱秀完全可以在新堂花园和老伴悠然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但拆迁突至，她何处安身？

“压力太大了”

拆迁人员有时也放些“白天搞不死你，晚上也要搞死你”之类的狠话，让人感到冷风飕飕。几名业主在业委会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时，首先把一块大木板横在窗前，以掩人耳目。

不过，总体而言，与自焚者唐福珍、翁彪、朱正亮狂风骤雨的遭遇相比，新堂花园业主和拆迁人员的冲突算是“毛毛雨”。比较激烈的一次是，邢爱秀自杀前一晚，7号楼一张姓业主被拆迁人员敲门，先是用手拍，接着用脚踹，“如果不配合，等着强拆吧。”张妻报警，并推窗向外大喊，“拆迁公司的人来了”，很多业主闻声赶来，聚在楼下。见势不妙，拆迁公司的人离去。

类似的情景是否曾经直接吓到邢爱秀，说法不一。

据王玉兰回忆，曾亲耳听邢爱秀说，拆迁公司的人上过两次门，还到过梅今的单位两次。邢告诉拆迁公司的人，如果非要拆房子，她就从楼顶跳下来。邢又担心，如果不搬，女儿会丢了工作。因为新堂花园内有种传言，业主如果在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往往会被单位领导告知，弄完拆迁的事再来上班。而梅今，就职于一家公立医院。

对于拆迁人员找过邢爱秀一说，梅平和拆迁指挥部都予以否认，均表示因为房子是梅今的，只找过梅今。

可以肯定的是，邢爱秀从来没有与拆迁人员发生过激烈冲突。尽管如此，这名古稀之年的老人已备感焦虑、愁苦。王玉兰说，邢曾经多次问她，该怎么办，怎么办。

提起拆迁，一名与邢爱秀年龄相仿的老婆婆泪眼婆娑。她说，她能理解邢的感受。

邢爱秀的失眠越来越严重。自杀前一天，她跟邻居陈榴凤说，如果不吃药，晚上根本睡不着。万一真拆迁，老头子可以跟大女儿过，但自己还没有去处，不知道该怎么办。

“压力太大了。”梅平说，母亲已经历过一次拆迁，刚安顿十多年，又要搬家，经济上、心理上、身体上都力不从心。今天听点这个，明天听点那个，受不了了。

邢爱秀所受煎熬之巨，直到12月7日才为人知晓，包括她女儿。“很突然”。梅平说，事发前一天，还和父母见过面，并亲自把父母送上公交车。当时，没发现母亲有任何异常。

事发当天，吃过早饭，邢爱秀像往常一样出去买菜，路上遇到过陈榴凤，习惯性地打了招呼。10点多，她拎着菜走入家门，自此再也没有出来。

身后事

尽管邢爱秀说自己“为非法拆迁而死”，但家属一直低调行事。

事发一两个小时后，新堂花园业主自发捐款，买来鲜花花圈放在楼下，拉起一幅写有“奠”字的白布。与此同时，永宁苑业主也送来多个花圈。

众多业主一再跟邢爱秀的家属说，需要帮什么忙，尽管说。

第二天，气氛突变。据新堂花园业委会委员陈夕明回忆，上午，梅新范出来转，众业主迎上去。刚谈几句话，梅氏姐妹走了出来，说父亲年纪大，身体差，让大家不要跟他多讲，家事他们会处理好的，不用大家帮忙。一听此言，众业主很是失望，计划中的一些悼念活动随之取消。

陈夕明说，事发当天，许多政府人员到过梅家，谈了什么，外人无从知晓。如外界猜测，政府对梅家的确有所表示。具体金额多少，梅平不肯透露。

梅今本来答应接受采访，随后又婉拒，称自己有难处，关于母亲的死，不想再说什么，只希望记者多关注拆迁问题。

爱东平

不打破旧世界就不能建设新世界？



新华社记者刘卫兵



寒冷的冬天，传来一条温暖的消息：现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即将重大修改！闻听此讯，百姓确该欢欣鼓舞。不久前因拆迁导致的自焚烈火、警民冲突、群体事件犹在眼前。一位大学生的无辜致死导致国家废止了收容遣散条例。眼下不断出现严重纷争事件也即将送走实行多年的拆迁条例。回望20年，我们身边的事都在变。

胡同是老北京的特色，也是新北京的典型符号。假如有一天，北京的胡同消失了，恐怕没人再承认，北京是一座有着八百多年历史的文化古都。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北京发展最快，快得连老北京人走到不少地方都认不出来。那时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到处都像工地，到处都在拆房、修路、盖楼。随着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伫立起来，北京变得越来越现代，可老北京的胡同也越来越少。

与此同时，“北京胡同即将消失”的话题不绝于耳。干记者的总不能对这些变化袖手旁观，于是我蹬上自行车，钻进大街小巷，寻觅即将拆除的胡同，总希望用镜头多给老北京、老胡同留点纪念。

1993年初的一个冬日，我不经意间路过宣武门路口东南角，发现一些胡同的墙上出现了大大的“拆”字。再往胡同里一看，有些老房子正在拆除。一些居民看我拿着照相机像记者，就围上来向我反映拆迁中出现的问题。后来，那片地方的胡同拆了，盖起了SO G O等大型商场和写字楼。

眼见北京胡同拆迁速度越来越快，我抓紧时间跑了多个城区，走访了十多条胡同。当年拍摄的许多地方，如今已面目全非，有的变成了北京著名的金融街和商业街。

90年代末，曹雪芹故居的拆迁，在社会上产生不小的争论。1999年盛夏，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赶去拍照采访。离开故居时，已然到了日落时分，回头望去，一缕夕阳洒在小门楼的青砖上，静静的，像是在无声地送别友人。

曹雪芹故居最终还是拆了。两年前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一家杂志的编辑要我以前拍摄曹雪芹故居的照片。听他们说，故居又要重新修复。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故居拆了，就再也不能真正恢复。近几年，北京恢复重建了明城墙遗址公园、永定门城楼，算是亡羊补牢，可看上去总觉得缺了点儿什么。

中华文明并不缺少世袭和继承的传统，但是有些时候，似乎又丧失了传承和延续的大气与包容。好像不打破一个旧世界，就不能建设一个新世界，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使我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仅就建筑而言，中国的建筑多属于土木建构，容易被风雨侵蚀，然而人为的损害更使众多我们原本就不坚固的历史标记难以留存。

一次，我路过什刹海一条老胡同，看到一位六十来岁的老人，蹬着三轮车拉着客人游览。老人边蹬车边叹气说：“过去老北京像这样的胡同有20000多条，如今只剩下1600条！”老人说的数字是否准确，我不得而知，可北京胡同的迅速减少确是不争的事实。

如今走遍京城，除了故宫、天坛、颐和园还能看出一些老北京的影子，其他地方已难觅八百年古都的风貌。相反，我们来到巴黎、伦敦等欧洲的城市，漫步街头，望着巴黎圣母院、罗浮宫、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大笨钟，望着街上随处可见的上百年历史的古建筑，处处洋溢着一股历史文化气息。我们不得不感叹，尊重历史，敬仰古人，才能传承文明，继往开来。

黎落

唉，我们的天朝真是让我们无话可说啊，半江瑟瑟半江红

XiaoBaiFo

这不算维权吗

街头拍客

无语

moonhunter

法不责众，钉子户不是小强，最终还是要被灭了

爱车一族

一党专政的好处

yutian

请马英九来一块冶理国家。